由于哲学的意识形态化和哲学教学的非原著化倾向，思想落后于时代的矛盾日益明显，哲学界的许多人都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自觉地开始进行新的探索，以期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注入生机。在这些探索中，我认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杨耕博士的努力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杨耕教授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社会发展的研究成果以其独创性、深刻性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其代表性的文章收录在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杨耕集》中，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杨耕的哲学研究及其成果，即重读、对话和重建。
重读是试图深入到原典的内部结构并以当代人的立场与之进行“对话”。在杨耕看来，重读有两种价值：首先，重读是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用叔本华的话说就是，“谁要是向往哲学，就得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其次，伟大思想家的某个理论以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能充分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命运正是如此。20世纪的历史运动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困境，使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日益突显。
仔细的读者可以发现，杨耕有意识地用“马克思哲学”而不是我门通常所惯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展开他的论述，实际上，这是作者试图将自己的立论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也就是深受苏联教科书模式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加以区分。作者认定：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定义，它所要表明的不仅仅是一种要把理论付诸行动的哲学态度，更重要的是，是指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建构原则。换句话说，实践唯物主义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
在重读过程中，作者就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与现代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进行的“对话”，是十分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从《杨耕集》中所收的《论后现代主义》、《论马克思哲学的后现代意蕴》、《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三篇论文，我们可以透视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推动、综合创新的新的思路。我不敢说《杨耕集》在这方面的探索已达高屋建瓴，但它也不是浅滩上的漫步。
杨耕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有理论上的影响，同时指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除了现实的社会原因之外，还在于中国传统哲学所具有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传统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亲和力，并由此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现代化的一致性。
在探讨马克思哲学的后现代意蕴时，杨耕使用了“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相遇”这样的文学性语句来表述马克思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性，并认为马克思哲学“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就揭示了‘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的逻辑’，并极富预见性地阐述了资产阶级时代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因而在后现代语境中浮现出其思想的深邃。然而，马克思哲学又是在肯定现代性的积极作用时突显现代性局限的，所以作者又断然拒绝“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称谓。
在讨论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相通的时候，杨耕认为，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在看待“理性的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有诸多的相似性。
通览《杨耕集》可以看出，作者对马克思哲学的重读是在“对话”中进行的，“对话”又是在重读中进行的。二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重读、“对话”的目的是为了重建，即在当代实践和科学的基础上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此前，杨耕曾出版一本名为《“危机”中的重建》的专著。这本书中，杨耕力图站在当代实践和科学的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当代阐释。而《杨耕集》则把理论视野扩展到整个马克思哲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理论生长点，并提供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实际上，这是作者力图站在当代实践和科学的基础上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看来，作者的确是在探索一条有效的思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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